第十四届陆家嘴论坛于6月8日至9日在上海举行，本届论坛主题为“全球金融开放与合作：引导经济复苏的新动力”。
　　6月9日下午，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、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在陆家嘴论坛上发言，干货满满。
　　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：公募基金、私募基金发展势头良好
　　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表示，资本市场所属的资产管理业在国内高质量发展的格局已经初步形成。一方面，资管业格局更加合理，公募基金、私募基金发展势头良好，管理资产的规模分别达到27.29万亿元和20.75万亿元，近五年分别增长1.4倍和0.8倍。私募资管业务进一步规范，管理规模达到13.77万亿元。
　　“另一方面，促进企业创新成长的功能更加突出。随着科创板、北交所设立和全面注册制实行，资本市场功能更加健全，基金业在直接融资体系中的作用更加突出，私募股权创投基金积极投资中小创新型企业，为实体经济注入强劲创新动力。”方星海表示。
　　方星海指出，试点注册制以来，90%的科创板上市企业、60%的创业板上市企业、99%的北交所上市企业在上市前都得到私募基金的资金支持。公私募证券基金积极参与IPO定价，注册制下新的上市公司数量已经占到全市场的22%，这些公司IPO融资额达到1.91万亿元，公私募证券基金是IPO中主要的买方力量。截至去年年末，公私募资管产品持有A股市值10.17万亿元，占A股流通市值的15.3%，这个比例近五年提高了4.9个百分点。
　　从经营主体看，各类资本竞相进入资产管理行业，市场的包容性、竞争度进一步提高。数据显示，自然人控股的公私募基金管理人分别为22家和1.86万家，外商独资的公私募基金管理人分别为5家和218家，合资的公、私募基金管理人分别达到42家和139家。
　　业务结构来看，方星海表示，权益投资、绿色投资强劲增长。权益类公私募证券基金、私募股权创投基金规模分别达到11.96万亿元和14.2万亿元，近五年分别增长1.8倍和1.1倍。ESG、可持续主题的公私募基金有近2000只，管理规模超过8600亿元。证券基金期货公司，私募资管业务标准化资产比例达到88%，主动管理产品占比93%，行业绿色资产证券化产品是1700亿元。
　　方星海表示，支持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成全球资产管理中心。资产管理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具有重要意义。近十年，中国资管规模在全球的占比从4.6%增长到16.1%。资管行业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点方向。
　　方星海指出，全球资产管理行业规模增长非常快，但中国的发展更快。数据显示，2012年到2021年这十年，全球资管行业的规模从62.4万亿美元增长到112.3万亿美元，增长80%；中国的资产管理规模从2.9万亿美元增长到18.1万亿美元，增长了5倍。
　　“上海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大的机会，确实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重点的方向。”方星海指出，上海是我国公募基金管理公司最重要的据点，中国共有公募基金管理公司143家，其中，62家总部放在上海，占比是43%，合计管理资产规模占比39%。此外，外资独资私募证券基金管理公司共有38家，其中，36家总部放在上海。
　　“总结来看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正在吸引资管行业机构入驻。在管理更多的资产方面，上海有着很多天然的优势，今后发展前景也是非常可观的。”方星海表示。
　　谈到对外开放和合作等议题，方星海表示，“要多讨论、多交流。像今天这种论坛就非常好，请国际投资者过来。我们的投资者、政府部门管理人员也应该多出去，主动跟人家沟通，把中国发生的事情说清楚。”
　　方星海指出，证监会也不断跟国际投资者沟通，这种沟通非常重要。“只要我们做好自己的事，使投资者在中国的投资有回报，就能促进双方加强交流。”
　　“举几个例子，比如说中美审计监管合作，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，现在中国在美国的上市公司退市的风险大幅减少。我们还鼓励企业到欧洲发GDR，鼓励企业到香港上市。因为境外上市有一个备案制开始实行，上个礼拜首批两家公司已经备案了，去香港上市，中国的PE、VC今后去香港退出，这个渠道是畅通的，而且我们也鼓励。沪港通、深港通，跟香港的关系很密切。”方星海表示。
　　对于“脱钩论”，方星海回应称，中国是不会跟外界脱钩的，中国的态度是主动挂钩。关键在于做好自己的事，中国资本市场容量大，资本最终是追求回报，如果中国能提供这样的回报，哪怕某些政客想脱钩，企业也是不愿意的。
　　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：绿色低碳发展需统筹用好价格型和非价格型工具
　　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表示，绿色低碳发展是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机遇，但目前也面临很大挑战，需要综合利用好价格型、非价格型工具。
　　在王信看来，价格型工具最突出的、最典型的就是碳定价工具，包括碳税、碳排放权市场形成的价格，也包括其他税费类工具或补贴类工具，可能都会影响能源价格和碳价。
　　非价格型的工具，可分为几大类，第一大类包括全国节能降碳目标，像“3060”目标，以及各行业如在能源、产业、建筑、农业等各领域的碳减排目标；第二大类是财税政策支持工具，补贴、国家绿色产业投资基金等；第三大类是货币金融政策工具，比如人民银行减排支持工具；第四类是信息披露，通过信息披露可以更好地通过市场的力量来进行激励和约束。
　　“当在考虑运用不同工具时，需要深入地分析探讨各个工具的政策效果以及综合成本，还需要统筹考虑社会可接受度。”王信表示。
　　其中，价格型工具方面，碳定价是最基础、最重要的，既能够发挥最重要的作用，同时综合经济成本也是相对比较小的。它可以通过价格信号的引导来更好地支持绿色低碳的发展。
　　“我们也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，科学合理碳价的形成并不是那么容易，在很多经济体，非常成熟的碳定价工具的使用，往往是在比较后期的阶段。”王信表示，“这需要我们付出很大的努力，也提示我们，当在比较不同经济体应对气候变化、支持绿色低碳发展时，不能光看碳价的差异，而是要综合考虑各种价格型、非价格型工具所能产生的政策效果。”
　　针对近期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设及的相应价格型、非价格型工具，王信表示，应强化对政策工具有效性的分析，及时地加以调整；完善绿色金融、转型金融的标准，强化市场主体的信息披露和认证评估，目前我国正在研究制定且希望能够尽快发布转型金融标准；积极完善碳定价的机制，适当调整其他补贴、税收等价格型工具；强化宏观经济和各行业节能降碳目标和监管政策的约束性；进一步发挥财税工具，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作用，尤其是完善和强化政府的绿色采购政策，大力发展混合融资，也就是通过政府的资金、公共的资金来更好地撬动民间私营资金支持绿色低碳发展，尤其是重点支持绿色技术的研发和应用；结合中央银行的职能，适时调整绿色低碳发展的相关货币金融政策工具。
　　“支持绿色低碳发展也是中央银行一个重要任务，用好用足相关的政策工具，政策的力度可以根据碳价格的变化、财税政策、金融市场发展的状况来综合评判、统筹考虑，更好地支持绿色低碳发展。”王信说。
　
（文章来源：证券时报·e公司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