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中国经济周刊》记者王红茹 | 北京报道
　　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，中国经济迎难而上、稳中有进：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593034亿元，按不变价格计算，同比增长5.5%，比一季度加快1个百分点。
　　分季度看，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.5%，二季度增长 6.3%。
　　总的来看，上半年，随着经济社会全面恢复常态化运行，宏观政策显效发力，国民经济回升向好，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。但也要看到，世界政治经济形势错综复杂，国内经济持续恢复发展的基础仍不稳固。
　　6月1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，针对经济形势的变化，必须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，增强发展动能，优化经济结构，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。
　　围绕当前复杂严峻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，业内“要加大宏观政策配置力度”的呼声很高，对于扩张的期望值也很高。
　　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，采取的扩张型宏观经济政策与高速发展阶段有哪些不同？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宏观政策配置应该注意什么问题？《中国经济周刊》记者近日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委书记高培勇。
　　要立足高质量发展阶段谋划宏观政策配置
　　《中国经济周刊》：针对当前复杂严峻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，“要加大宏观政策配置力度”的呼声很高，您怎么看待关于宏观政策的呼吁？
　　高培勇：首先，当下人们所议论的宏观政策往往是狭义而非广义，特指的是逆周期调节的宏观政策。立足当下的语境，又实际指的是扩张性宏观政策。重点关注的应该是宏观政策如何扩张、以及扩张到何种程度的问题。
　　其次，当下我们身处的是高质量发展阶段而非高速发展阶段。具体落实到今年的工作当中，是指立足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。阶段不同，背景自然不同，固然可对宏观政策配置格局作多方面探索，但有一条可以确定：一定要同高速增长阶段有所不同，甚至大不相同。
　　《中国经济周刊》：高质量发展阶段相比之前的高速增长阶段，在宏观政策配置方面有哪些不同？
　　高培勇：我们不妨以两个分析样板作为参照系，作比较之用。
　　第一个分析样板是实践层面的。在高速增长阶段，一个突出样板是2008-2010年的宏观政策配置格局。我们在今天讨论宏观政策的配置时，要让现今的宏观政策配置格局有别于2008-2010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宏观政策配置格局。
　　第二个分析样板是从理论层面的，即新发展理念。新发展理念就是“指挥棒”、“红绿灯”，指挥棒告诉我们该往哪个方向前进，红绿灯告诉我们哪些方面可以走、哪些方面不能走。
　　除此之外，统筹发展和安全也可以看作成一个分析样板，强调要把发展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之上。
　　实践分析样板提醒我们，要避免再次走入一段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；理论分析样板告诫我们，一定要立足高质量发展阶段来谋划宏观政策的配置格局。因此，清晰地界定宏观政策配置在当前该做什么、不该做什么、能做什么、不能做什么,十分重要。
　　宏观政策配置要做成本效益分析
　　《中国经济周刊》：当前我们关于发展目标的表述，在“更高质量，更有效率，更加公平，更可持续”后面加了一个“更为安全”，意味着我们对于当前宏观政策的配置一定要同以往有所不同。在您看来，这种不同具体体现在哪儿？
　　高培勇：首先体现在宏观政策配置要做成本效益分析。因为任何政策的成本和效益都是并存的，刺激政策显然存在积极作用，但同时刺激政策也会带来成本，需要时间去消化。我们要做的即是——“增效益，降成本”，在增加效益的同时着力降低成本。任何宏观政策的实施，尤其是扩张性政策，都会带来一定的成本。不付出成本就不可能取得效益，付出成本是必要的。问题的关键在于，效益一定要大于成本。经济学研究宏观资源配置，其中一个基本原理是帕累托效率，帕累托效率同样强调“所得要大于所失”。
　　我们面临的问题是，有关宏观政策配置的分析，往往仅着眼于效益或更多关注于效益。比如潜在GDP增速如何，实际GDP增速如何，要拉近潜在和实际经济增速之间的距离，需要何种或多大的扩张力度，才有助于实现宏观经济增长目标。
　　显而易见，这种逻辑缺乏对成本的把握。比如未考虑到成本如何，扣除成本后的效益还剩多少，是否有可能变成负效应等等，这些同样也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。
　　我建议，在有关宏观政策配置主张的分析中，要添加上对于成本的分析，要将成本和效益都计算清楚，不能只讲效益不讲成本，或者只论证因此而取得的效益，而不论证因此而付出的成本。当然，成本和效益既包括直接和间接的，实物和货币的，也包括客观和主观的，有形和无形的，都要计算妥当。
　　需要明确的是，成本的天花板和红线在于安全，即不能危及、触发或引发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。因此，我还建议，扩张性的宏观政策，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，都要坚持“挤牙膏式”地扩张。所谓“挤牙膏”，是一种形象化的表述,其基本要义为:要将“牙膏”挤到“牙刷”上,并且需要多少挤多少。这既有别于“开闸放水式”扩张，那会导致大水漫灌。也有别于“拧开水龙头式”扩张，那样即便细水长流，也把握不好扩张力度。与之相反，“挤牙膏式扩张”既要坚持精准有效，又要坚持适时适度。
　　宏观政策不能“病急乱投医”
　　《中国经济周刊》：除了做成本效益分析，宏观政策配置还需要注意什么？
　　高培勇：宏观政策配置还要注意对症下药。当前，我国经济运行过程中面临的矛盾和问题，既有周期性的，也有结构性的，还有体制性的，并非都可以通过“逆周期调节的扩张政策”来解决，更不能一概而论。旨在逆周期调节的扩张性宏观政策，没法做到“包治百病”。在面对结构性问题，特别是体制性问题上，很可能处于有心无力的状态。
　　我们应当清楚，来自需求、供给和预期方面的三重压力，并不在同一个层面上，而是存在隶属关系，其中最重要、最基础、最关键的压力来自于预期转弱。正因为如此，习近平总书记在2月7日的讲话中明确提出，进一步引导经营主体强信心、稳定社会预期，努力实现经济运行整体好转。
　　《中国经济周刊》：接下来该如何进一步稳定预期？
　　高培勇：要稳定预期，政策可以起到一定作用，但最根本的还是需要通过改革。所以，我们要避免在政策轨道上，特别是扩张性宏观政策配置的轨道上出现“塞车现象”。一旦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于逆周期调节的宏观政策，很可能会用力过猛，也很可能会引发大水漫灌，导致成本过大，甚至产生财政和金融风险。因此，我们要始终坚持一个原则：改革的归改革，政策的归政策；桥归桥，路归路；对症下药，精准施策。
　　总而言之，宏观政策不能“病急乱投医”。在当前，要特别注意宏观政策配置必须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，必须围绕高质量发展的主题，必须完整、准确、全面地贯彻新发展理念，牢牢把握住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，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，把发展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之上。为此，我们要不断地警醒、反复地告诫自己，我们身处高质量发展阶段，而非高速增长阶段，高质量发展阶段不论从理念、思想、战略还是从其他方面来看，都显著区别于高速增长阶段。
（文章来源：中国经济周刊）